在东周时期，玻璃器物的形态开始多样化，除了常见的管、珠装饰品，还出现了璧形物和剑相关的附件，如剑管、剑珥、剑珌。在四川和湖南，甚至有玻璃印章的发现。这些时期的玻璃器质纯净，颜色包括白色、浅绿、乳黄和蓝色，有些珠子甚至通过套色技术制成蜻蜓眼图案，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七十三颗蜻蜓眼玻璃珠，直径约一厘米，嵌有白色和棕色花纹，显示出独特的工艺。经过研究，战国中晚期的玻璃器主要由氧化铅和氧化钡组成，与欧洲、西亚、北非的古代玻璃成分不同，表明这些可能是中国本土的创新产物。

进入汉代，玻璃容器开始崭露头角，如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大型玻璃盘和耳杯。汉代时期，随着中西交通的活跃，域外玻璃传入中国，江苏邛江县东汉墓中出土的复原玻璃器，其紫色和白色的条纹装饰，以及罗马风格的器型，证明了西洋玻璃的流传。广州南越王墓也发现了独特的蓝色平板玻璃牌饰，这在中国其他地区较为罕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玻璃器大量涌入，吹制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个时期的玻璃器物规模更大，壁薄而透明，如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的玻璃凸透镜、河北定县北魏佛塔塔基的玻璃瓶，以及江苏南京象山东晋墓的磨花玻璃杯。其中，西安隋李静训墓的出土文物尤其引人注目，共8件玻璃器，包括扁瓶、圆瓶、盒、蛋形器、管形器和杯等，保存完好，显示出丰富的工艺水平和高度的制造技艺。

过去，学界曾认为古代玻璃器的稀少是因为它们的生产不易，但最新的研究揭示，玻璃器的生产和制造并非难事，关键在于保存条件。因此，尽管早期的玻璃器物数量不多，但它们的生产和传播显示了古代工艺的发达和文化交流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