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道节度使

　　云南宋元时期

　　大理政权保持着对宋王朝的臣属关系。宋朝建立不久，即加封大理首领为“云南八国郡王”，后又封大理王为“云南大理国主、统辖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政和七年（1117年），正式册封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大理王也不断向宋王朝称臣纳贡，并成为南宋王朝抵御蒙古贵族西部战线的主翼，打退了蒙古贵族对云南的多次进攻。所谓“宋挥玉斧”后弃云南于不顾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大理政权基本上承袭了南诏以来的疆界，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南到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流河，辖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贵州西北部等地。行政区划设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实行封建农奴制专政。其后由于大理王和各大小领主的矛盾，各产首领纷纷割据，成了后来云南土司的前身，阻碍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十万，乘革囊，渡金沙，进攻大理，翌年国王段兴智被执遂亡。大理国传二十二主，共315年，几与宋朝相始终止。

　　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南宋王朝仍封大理旧主段实为世袭大理总管，高氏等原军政官员多受封为各地世袭封建土司。元朝征云南大军，在尢良合台率领咽师之后，由于“委任非人，政令屡变”，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困外，不善抚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元至元元年（1264年）僰蛮舍利畏在滇池地区掀起反抗斗争。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鉴于云南“因委人失宜，致诸国皆叛”的教训，决定亲自选派富有才干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前来“抚治”，以结束长期动乱的政治局面，并进一步开发云南。1275年，正式建立云南行省，改鄯阐府为中庆路，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昆明县，为云南行省首府中庆路的治所，云南政治中心由大理移至昆明，赛典赤以“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的身份，将地方的行政和军事大权统管起来，直接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促进了滇池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拓了云南历史的新局面。

　　行省建立后，赛典赤在发展生产，安定居民，改善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系列重要的措施。他在中庆、大理、威楚（今楚雄）、曲靖、临安（今建水）、澄江、寻甸、鹤庆等地建立“民屯”使居民耕食自给；派官吏疏浚海口，综合治理滇池，修建松花坝水利工程，使几十万亩田地得到灌溉；在中庆、临安等地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延汉人为师，设儒学提举，进一步传播汉族文化；招抚和泥（哈尼）、白衣（傣）、罗罗（彝）等族首领，吸收各族上层及知识分子参加行省工作，积极改善民族关系。赛典赤治滇6年，1279年卒于任上。他死后，忽秘烈追赠其为“咸阳王”，并要求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数年之间，云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昆明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中所描叙的“工商甚众”的大城。

　　但是，这种局面维持未久，忽秘烈即予以改变。他为了限制行省的权力，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续封忽哥赤之子也先贴木儿为云南王，并于1285年下令：“事不议于也先贴木儿者，元辄行。”接着又于1290年封皇孙甘麻刺为梁王，梁王在诸王中位列一等，地位经云南王更高。云南王镇大理，梁王管辖全省。从此云南实际上存在着两套政权，诸王不受行省节制，俨然成了独立王国；大理段氏又乘机坐大，割据滇西，加之各地农奴主、奴隶主乘机叛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失。史载元朝统治者每年括削云南的税粮达二十七万七千多石，比人口众多的四川的税粮十一万六千多石多一倍以上；云南的金、银、铜课均为全国第一。可见各族人民负担之重，遭受剥削压榨之深，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先后掀起反元斗争的在浪潮，1364年红巾农民起义军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由四川进军云南，下乌撒（今威宁），克昆明，屯昆明，屯兵金马山。曾经用“孔雀胆”毒害段功的梁王，此时又与段功之子勾结，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并抗拒朱明王朝对云南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