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广东人民遭受了战争与天灾的双重打击。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使得非沦陷区地区也长期面临日寇侵扰，同时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当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潮汕一带没有雨水，农田干旱无法插秧，导致粮食歉收时，奸商趁机囤积粮食，军统、中统特务以及防军、政客将粮食偷运出口，赚取暴利。粮价一日三变，抢米抢食事件频发，百姓生活惶恐不安。

作为受乡人委托的救灾负责人，我亲历了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借灾牟利的罪行，以及人民在天灾人祸下的悲惨生活。天灾发生后，地方政府束手无策，置之不理，导致全省饿死人数估计约300万，潮汕区超过50万。滨海地区受灾严重，一些乡村甚至看不到炊烟。灾民扶老携幼四处逃荒，前往粮食丰富的赣南。沿途生活困苦，瘟疫横行，死亡率极高。灾民经过的地方，商店富户拒绝收留，甚至用臭水泼在门口，避免早起收拾尸体。卖妻鬻女现象普遍，青年妇女的价格低至四五十元，兴梅一带地主争相购买作为妾或婢女，甚至有人纳妾二三人。这些劳动力主要依赖女性，但后来连贱卖妻女也无法找到买家，迫使其遗弃路边，忍痛离去。通衢大道上弃婴遍地，这些无辜孩童在行人的笑声中死去。

天灾人祸不仅使贫穷的家庭破产，富裕的侨眷也难逃厄运。战事影响下，海外侨汇中断，即使部分能够汇款回国，但被银行积压，无法及时解困。饶平县后沟乡万兴昌侨批局老板许某，因战事影响，其继室在绝望中选择自杀。她初时变卖家产，后因灾荒，即使变卖所有财产仍无法维持生计，愤而改嫁仇人以全老弱性命。这一悲剧反映了战乱中人性的复杂与无奈。

为应对灾情，李汉魂发动党棍、政客组织地方救灾委员会，但这些人反而借机敛财，李大超等人为代表，利用救灾名义大发横财。逃荒到赣南的潮汕灾民生活困难，死亡人数众多。面对舆论压力，李汉魂派遣代表到赣南“宣慰”，但仅做表面工作，未提出实际帮助。重庆国民政府派专员来粤进行“宣慰”，在座谈会上，各代表对李汉魂漠视灾情的行径进行抨击，专员虽有同情，但最终无果。

在严重灾情下，军统、中统特务和军官们直接或间接参与粮食出口的罪恶勾当，同时走私战略物资如钨、锡等矿砂。日寇特地在汕头市成立三家公司专门收购此类物资运往日本，用于制造武器。李卓元的外老太爷与当地恶霸奸商组织大丰公司，专门从事此类生意，引发地方舆论的强烈不满。闽粤边区总司令部也将粮食和杉木燃料运往汕头销售，但潮汕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检查站两次拦截船只，该司令部竟公然派科长要求放行，遭到拒绝。

在军统特务姚万杰、中统特务苏锐松和第一八六师师长李卓元为首的军官们直接或间接参与走私粮食和战略物资的情况下，专员公署曾起获军统特务绑架案两宗，包括在潮安县和揭阳县城北郊的案件。姚万杰因两个队长被扣押，曾向专员威胁，但专员坚持未释放。李崇诗将姚扣留。抗战结束后，姚恢复工作，最终在押送陈璧君去南京归途中身亡。

中统杀敌队大队长苏锐松的部队驻扎在潮阳、澄海各县，频繁洗劫乡村，掳掠财物和妇女。苏锐松每次绑架肉票，由其亲自派人员与肉票家属接洽，赎金高达数十万元，所获赎金由苏亲自保管。广东省中统负责人陈积中将苏通缉。第一八六师所属杀敌队大队长陈潮控制案累累，专署录案后，师长李卓元将陈潮解送专署法办，但陈在途中被枪决。陈的亲信参郭某在郭的口供中供述了陈逊言指挥的多次洗劫活动，涉及潮安、揭阳前线各乡，以至商店、侨眷和地主。

总之，1943年广东潮汕地区的天灾人祸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或逃荒，社会秩序动荡，国民政府的救灾响应不足，地方官员和特务参与走私与绑架等罪行，加剧了灾难的严峻性。这场历史悲剧反映了战乱时期政府治理与社会安全的缺失，以及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