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承担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除城乡“二元化”、去除“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前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